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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壟斷監管趨緊 中國互聯網企業野蠻擴張時代告終


資料照:阿里巴巴位於中國杭州的總部大樓
反壟斷監管趨緊 中國互聯網企業野蠻擴張時代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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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兩大互聯網巨擘阿里巴巴(Alibaba)和騰訊(Tencent)本週一(12月14日)因壟斷行為遭罰,還是11月初被臨時叫停的螞蟻金服(Ant Group)上市案,分析人士說,中國監管單位釋出的訊號越來越明顯。那就是,北京當局正在收緊對網絡經濟的反壟斷監管,這意味著,中國互聯網企業野蠻擴張的時代即將告終。

四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說,當局已經意識到互聯網巨頭壟斷市場所形成的不公平競爭、以及對實體經濟的威脅。

因此,他們說,監管單位正逐漸強化《反壟斷法》之修法和執法力度,來管控網絡經濟的亂象,包括行業間利用支配地位或資本優勢對競爭對手的封殺,例如,逼迫電商站隊平台“二選一”,或者利用數據優勢進行消費者的價格歧視,例如“大數據殺熟”,亦即平台上同一商品或服務,給老客戶的價格比新客戶高等“坑殺熟客”之手法。

分析人士預期,未來網絡領域這類粗暴的壟斷行徑將受到大幅抑制,而互聯網公司也要把國家經濟和產業健全發展放在個別企業的獲利之前。

不過,他們也說,中國在打擊壟斷上的法源、監管機制和執法經驗都不成熟,未來在建立反壟斷的全面治理上,將是個漫長且充滿挑戰的過程。

互聯網公司壟斷行徑遭罰

中國自2008年實施《反壟斷法》以來,本週首度針對兩大互聯網巨頭祭出反壟斷的罰則;阿里巴巴和騰訊因“未依法申報”已完成之併購案而遭罰50萬人民幣(7.5萬美元),雖然此一罰鍰相較於兩大企業的營收不過九牛一毛。

對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呂隨啟說,《反壟斷法》施行這12年來對互聯網企業形同虛設,是因為政府對網絡經濟的刻意扶植,但隨著企業坐大,未來監管趨緊已是趨勢。

他說:“這些企業做強、坐大以後,它用了非正常的一些手段進行惡性競爭,把競爭對手趕出這個市場、壟斷了過高的市場份額,這樣一種做法實際上使市場的活力被抑製或扼殺了,利用了壟斷性的經營,實際上對市場是個損害。”

北京街頭的一個騰訊視頻宣傳台 (2020年11月11日)
北京街頭的一個騰訊視頻宣傳台 (2020年11月11日)

以中國前三十大的APP計,七成都隸屬在阿里巴巴和騰訊旗下,而這兩大巨頭系統據估計也都各自坐擁10兆人民幣(1.5兆美元)市值的生態圈,其他諸如外賣、行動支付、共享單車等網絡領域的龍頭企業,其規模也都不可同日而語。

北京海豚智庫創始人李成東說,隨著互聯網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其爆炸性的增長都讓各國政府警惕,興起了全球反壟斷的潮流。但相較於美國Facebook和Google等併購擴張型的壟斷不同,中國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打壓對手的惡性競爭太過普遍,尤其得加強監管才能回到良性競爭。

他說:“中國這種互聯公司二選一很普遍呀!就真的利用這壟斷地位去打壓競爭對手,打擊中小型創業公司,這個非常普遍。中國的壟斷方式和美國不太一樣。”

企業競爭亂象叢生

京東於2015年曾控訴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逼迫商家在平台間“二選一”,而淘寶商家去年也向媒體爆料,指遭阿里巴巴持續迫簽“獨家合作”協議,等於電商還是得站隊“二選一”。

京東集團創始人劉強東慶祝其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2014年5月22日)
京東集團創始人劉強東慶祝其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2014年5月22日)

除了二選一的亂象,分析人士說,平台經濟的“大數據(坑)殺熟(客)”和失序性的擴張也是迫使中國要出手監管的理由。

呂隨啟說,互聯網企業初期採低價策略吸引新客戶,待做強坐大後,在少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又拉高售價,已是行業間普遍採用的競爭壟斷手法,這有損消費者權益的常態,尤其只能靠政府出手監管來糾正。

另外,中國跨境電子商務專家唐生指出,中國數字經濟和線上電商經濟過去20年來迅猛發展,雖然在用戶數、成交金額和單量上持續創新高,但也對線下的實體經濟和環境等帶來實質傷害,中國必須盡快建立制度,找到更均衡和永續的成長。

他說: “數字經濟裡的電商經濟發展得太快的話,會對實體經濟,或者說,對科技進步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包括政策的準備、法規的準備、包括針對壟斷的這些制度性方面的安排。”

唐生說,數字經濟是中國未來要維持整體經濟動能的關鍵要素,所釋出的市場機會應開放給所有參與者,不能由少數幾個大型企業壟斷。而年銷售單數已達700億張的電商經濟,也要盡快找到更環保的營商模式,因為他們光是今年所使用的包裝塑膠袋就已經可以纏繞地球1200圈,對環境傷害太大。

面對中國網絡經濟這幾年為了追逐獲利所衍生的諸多亂象,他說,政府出手清理的時機已經到了。

北京規劃全面監管

新美國智庫的中國數字經濟研究員特廖洛(Paul Triolo)則說,這幾年,大型互聯網企業的規模已經大到了一個臨界點,再加上螞蟻金服讓當局看到其對大型國企銀行主導的金融業務所可能帶來的潛在破壞力和不公平競爭,因此,在暫緩此樁估值高達370億美金的上市案後,北京明顯開始收緊對網絡經濟的監管。

資料照:中國浙江杭州螞蟻集團總部
資料照:中國浙江杭州螞蟻集團總部

他說:“螞蟻上市案叫停後,北京似乎進入全面重新評估的階段,開始規劃對金融科技和大型互聯網電商、支付和金融服務公司的最佳監管模式。”

特廖洛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1月中旬參觀江蘇省的南通博物苑時,特別推舉19世紀實業家張謇為中國民營企業家楷模,似乎就在向互聯網民企喊話,必須將產業和國家發展置於個別企業追求私利的商業模式之前。

也是在此前提下,據觀察者報導,螞蟻金服董事長井賢棟週二(12月15日)在北京出席第四屆中國互聯網金融論壇時,特別公開發言指出,螞蟻在經過一個多月的內部體檢後,“正在認真學習十四五規劃建議和中央一系列關於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發展的政策精神,對照監管部門的要求,認真進行全面的自審,並積極配合監管,進一步落實監管要求。”

國家發展優於民企獲利

這是上市案暫緩後,螞蟻高管首度的公開發言,而這番話看得出來呼應了習近平對民營企業家的期待。

特廖洛和呂隨啟皆表示,面對中國趨緊的反壟斷監管,科技巨頭規模再大、也無力抵抗,雖然他們也會針對無法執行處或其他執行細節,討價還價。

至於在監理環境的建立上,特廖洛說,由於全球都還在摸索一套可以兼顧網絡創新的有效監管制度,因此,中國也不例外,他認為,中國初期應會仿效英國、新加坡和日本,推出“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讓業者在風險可控的環境下,盡情嘗試創新的產品,並與監管單位密切合作,反覆試驗(trial and error),以共同找出監理和法制上的落差。

呂隨啟則說,中國的市場機製本來就不成熟,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糾葛下所形成的壟斷,現在要來糾正,特別複雜。就連規則的製定,也都有來自各方勢力的博弈,充分反應出中國在反壟斷處置上的複雜性。因此,這過程將是緩慢且充滿挑戰。

他特別提出幾項隱憂,分別是:一、反壟斷法會不會真的落到實處、還是成為對企業進行無端打壓、甚至利益分贓的利器?二、反壟斷的途徑是什麼?呂隨啟說,罰款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但若採拆分方式,以中國互聯網企業交叉持股結構的複雜,恐怕可能只會淪為假拆分,無助於打擊壟斷;三、在反壟斷的處置過程中,公共和私人利益如何劃分、甚至如何因應各方勢力的博弈,這都可能影響到執行的成效。

建立反壟斷監理制度的工作千頭萬緒,中國現已踏出健全法源的第一步。

反壟斷法大修

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於雙11促銷期間(11月11日)發布了其所起草的《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新增了7條條文,也是《反壟斷法》施行12年來的首次大修。

此一適用各型中、外資的反壟斷指南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幅提高處罰金額,最高罰金除了續用可達“上年度營收10%”的規定外,對於無營收的經營者,罰金更從50萬提高至5000萬人民幣(750萬美元),相當於罰金百倍跳。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體現了中國政府對企業壟斷行為的零容忍態度,未來進一步實施後,也應對企業有一定的嚇阻效果。

不過,電商專家唐生說,他期待北京當局應在未來2-3年成立國家級的數字經濟局或數字經濟部,來統籌互聯網企業的監理事務。

他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帶有賦能、監管、協調政策和執法力度的統籌主管機構,當局對企業的真實財務數據、未來互聯網趨勢的掌握、產業結構矛盾的本質,都難以做到精準的判斷,也會影響到《反壟斷法》的執法力度。

例如,若無從掌握某企業的真實財務表現,可能就無法針對壟斷行為祭出“具有痛點和力度”的罰款,這麼一來,就達不到反壟斷的目的,因為,只要利益仍大於罰款,大多數企業還是會鋌而走險追求利潤。

唐生也呼籲當局採綜合治理,納入業界的法律意見。他說,互聯網的發展已經顛覆了許多過去的監理理論,如果當局在修法的過程,仍只交由少數學者依據過去的理論和經驗來製定法律或機制,恐不切實際,也難以配合未來的發展趨勢。

由於受到了反壟斷監管風向趨嚴的影響,中國大型互聯網科技股,如美團、京東、騰訊、阿里巴巴和小米近期的股價都受到壓抑。

未來若反壟斷監理進一步落地,海豚智庫的李成東說,互聯網科技巨頭的併購步伐應會放緩,這肯定會影響他們長期的增長。不過,由於大型企業對粗暴壟斷行徑的忌憚,這也會讓中小型商業對手的競爭力和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更好的保護,讓整體產業的發展更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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