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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新版教科書否認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


香港夜景
香港夜景

港府去年改革中學課程,新增“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並且在不同主題加入“國家”元素。近期有媒體發現,多本公民科教科書以中國一直擁有香港主權為由,強調1997之前,英國在香港只是實施殖民管治,聲稱“香港不曾是殖民地”,並把2019年反送中風波與暴力恐怖活動與境外勢力干預掛鉤。有評論認為,有關的定論不符合邏輯,批評港府未經社會取得共識,單方面把重大歷史事件定性。

港新版教科書否認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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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入爭議的四本香港中學公民科課本分別來自三家出版社,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為主題,從三條不平等條約解讀香港問題的由來。

香港“明報”和“南華早報”6月13日的報道發現,這四本上月通過香港教育局評審的課本全都提及,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國1972年要求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把港、澳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獲大會以大比數通過,強調香港不具殖民地地位。

港教科書:香港不曾是殖民地

有課本以補充資料說明“殖民地與殖民統治”的區別,認為若國家宣布一地區為該國殖民地,國家享有該地區的主權和治權;若國家對一地區實行殖民統治,國家“只擁有該地區的治權,並不擁有主權”。課本提到,中國一直擁有香港的主權,英國“只是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因此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認為,這個講法根本站不住腳。

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
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

吳叡人說:“形式上的主權本來就不是構成殖民地主要的要件。殖民地最主要的必要條件是有效的控制跟統治。殖民地的形態有非常多種,譬如過去上海的租界。港島加九龍半島加新界加上附屬島嶼,英國超過100年以上時間進行長期、持續而有效的統治,而且還被國際法承認,而且被納入聯合國的憲章。從政治的歷史,從國際法,從統治的事實上各方面來看,香港當然就是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在1842年和1860年兩次鴉片戰爭後與清政府簽訂條約,先後把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永久割讓給英國,而在1898年雙方再次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讓英國政府租借新界,為期99年。

中國政府一直把這些條約形容為“不平等條約”,拒絕承認,並強調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在鴉片戰爭後被英國占領。 1984年,兩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同意在1997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屆滿時把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1997後,特區政府也一直採用香港“回歸”中國的說法。

吳叡人:中共對待割讓香港條約言行不一

長期關注香港議題的吳叡人說,中共早已用行動證明,這些所謂的“不平等條約”其實是有效的。

吳叡人說:“他們(中國)即使進入聯合國也沒有否定過去跟英國簽訂的條約。否則為什麼還要進行中英談判,重新簽訂新的叫‘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條約,以決定1997年後香港的地位。中共自己在實際的行為當中都承認這些條約,你(把‘香港不是殖民地’)放在教科書這完全違反史實與國際法,也違反事實上中共自己的作為。”

台灣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忠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公民科教科書強調香港不曾是英國殖民地,背後有更深層意義。

台灣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忠 (吳建忠授權使用)
台灣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忠 (吳建忠授權使用)

吳建忠說:“對中共來講,他現在認為的國際社會是‘東昇西降’。他認為中國大陸的國力跟實力正在崛起當中,也就是說,要把百年恥辱消除掉。對於過去這種不管是殖民管治也好,或者殖民的歷史,中共當然是希望把這段歷史重新詮釋,中共不遵守國際規則的情況非常嚴重,所以他才會把‘中英聯合聲明’說是歷史文件,既然是歷史文件那當然有重新解釋的空間。就像共產黨過去說‘港人治港’,但是實踐下來變成‘愛國者治港’。”

通識課程被視為港社運根源

2009年被香港當局列為教育改革增列項目的“通識教育必修課程”,近年被部分輿論視為香港社會不穩的成因之一。親北京傳媒和政界人士認為,大量學生參與社運是受到通識科影響。港府自去年起就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取而代之。

吳建忠說:“任何民主國家的學校都強調把多元化意見並陳,經過討論以後讓學生從中得到知識。過去香港的通識教育把正反兩方的意見並陳。現在中共口中的‘公民與社會(教育)’其實是一元化的思維,容不下任何異見聲音,跟過去香港的通識教育是截然不同的。”

香港“明報”報道,四本已送審的公民科教科書樣本均有章節提及“港版國安法”制定及實施,均表示回歸後港府一直沒有就“基本法”23條立法,使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出現漏洞。有教科書描述說,2019年的“修例風波”引發一連串嚴重暴力事件,破壞社會秩序,並弱化市民特別是青年的守法意識,又稱反對勢力和鼓吹港獨組織請求境外勢力干預。

香港民主黨教育政策發言人朱子洛對明報表示,有關教科書把2019年社會運動輕易歸納為外部勢力干預是過於簡化,無視當時觸發事件的多個深層原因,包括當初港府無視兩次逾百萬人和平遊行的民意。他說,如果政府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為事件作出公允調查,公民科對於修例事件的評論,將不能說服港人。

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吳叡人認為,一個政府無可避免要為重大歷史事件定性,但是前提是過程必須開放,並取得社會的共識。

吳叡人說:“你今天真的要定性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你定性的過程必須開放,(納入)社會的討論和各方面的想法。最後整個社會達到某種共識後,大家再根據這樣的共識參照比較專業的意見,然後寫成比較客觀,可以包容不同觀點,但是還有一定看法的說法。他們事實上只是施加一種單面的想法。這個單面的解釋是官方的解釋,甚至還不是真正香港官方,而是北京中共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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