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數以萬計追求民主改革、熱血沸騰的中國青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前遭到北京政府的武力鎮壓。 32年後，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現在這一代年輕人的想法和八九六四世代究竟有著怎樣的落差？他們是否了解當年的歷史真相？他們對自由是不是還有渴望？他們對中國未來的民主化有著怎樣的想像？又能夠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揮發一己的力量？
前六四學運領袖、“人道中國”的共同創辦人周鋒鎖認為，雖然今年六四有很多令人壓抑的負面消息，包括在當局的打壓下，香港維園的六四燭光不再，還有新冠疫情波及到台灣等，但令他欣慰的是，在社交媒體Clubhouse上有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用戶和他討論32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
他說：“今年自從我第一次上Clubhouse到現在，這是一個非常新的經歷，跟今天的話題有很多重要的關係。因為在被封前的幾個小時，我在很多地方跟大陸數以千計的滿屋子的大陸的人，主要是年輕用戶，跟他們能夠對談，主要是聊'89六四'，也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事情。後來儘管因為中共禁止Clubhouse，之後還是有很廣泛的參與。有非常豐富的內容從很多方面，無論是從個人、人性，內心的追求，還是從歷史很多大的問題，都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發現。這是特別好的追溯歷史、發現事實，對於參加者有談論和被傾聽，這樣一個非常好的互動方式，所以我們一直在進行。”
人在澳大利亞悉尼中國留學生洞物員(化名)向周鋒鎖問到，他如何定義“愛國者”？是否反抗者才算是真正的愛國者，或者應該鼓勵中國人打破“愛國”這個詞的束縛？
周鋒鎖說：“愛國是當時一個很重要的主題，這是為什麼會得到廣泛反響，也是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很成功地和中共爭奪了愛國的話語權，讓中共處在一個很被動的地位。所以，學生愛國無罪，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清楚的全民共識。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愛國定義指的是，它其實愛的是自由、愛的是真理、愛的是民主，還有學生所表現出的犧牲精神，就是為了公共利益，捨身忘我。這是出於愛，才會有的。這些都可以跨越時間跟空間，也是為什麼人們願意紀念的地方，是出於愛。”
周鋒鎖說，後來中共污染了愛國這個標籤，32年後，它已經成為政策洗腦的代言詞，現在的定義跟那時候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到今天，我認為我是個人主義，有強烈公民責任感的個人。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是喜歡追求做為一個自由人，我應該有的政治權利，但在中國這個國家，我有集體的責任，”他說。
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洞物員表示，包括她在內的當代中國青年一代普遍對現在流行的所謂“躺平主義”有很深的感觸。
她說：“我發現'躺平主義'這個詞，它在豆瓣興起，帶有中產階級的性質。我自己的家庭也是一個從中產階級家庭出來的家庭。但是我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並不是跟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一樣，它並沒有一個政治自由的保障。所以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中產階級並沒有讓中國社會導向民主和自由，反而是進一步與中共媾和，讓中國社會進一步走向了獨裁。所以這也導致了中產階級下一代有了一個後果，就是我們並沒有享受到財富的保障，但是我們卻同時要承擔996，高房價，包括養老的壓力。而且我們還要隨時面臨巨大的焦慮感以及階級下沉的風險。所以這個'躺平主義'可以非常精準地描繪當下青年，尤其是中國中產階級青年的一個心理狀態。”
除了“躺平族”以外，中國年輕一代當中另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謂的“小粉紅”。他們也是近年來中國年輕人當中越來越有影響力的一個群體。
“洞物員”表示，她並不認同“小粉紅”的定義。她認為，從個體的角度來看，催生出“小粉紅”的民族主義情緒其實是能夠讓人感覺到一種“自我的提升”，這是一個讓個體變得強大的過程。
她說，中共在對下一代的洗腦過程並不僅僅局限在在政治敘事上，而且還要把下一代對精神上的追求完全剔除了。
比如，宗教在中國首先是被禁止的。文藝作品中被認為有自由主義的思想也都會被審查。所以在這種精神完全被壓制的情況下，“小粉紅”們才會做出他們的盲目“愛國”選擇。
六四走過塵封的32年 “小粉紅”成中國青年主流力量？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