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非但沒有任何結束的徵兆，甚至已經升級。與此同時，美中在其他敏感區域：香港、台灣、新疆和南中國海等問題上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分歧。未來美中關係將走向何方？美國的一位前政府官員建議，鑑於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失敗，遏制政策似乎也行不通，美國和中國應該學會如何共存。這位官員認為，美中在西太平洋共存也並非不可能。
美中都需要做好準備，與對方共存
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柯特·坎貝爾（ Kurt Campbell）近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說，雖然40年來，美國曾希望通過外交和經濟接觸來根本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的想法已經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如果美國人認為，轉向競爭就能達到接觸政策所沒有完成的目標，甚至迫使中國投降或是崩潰，也會有類似的風險。
坎貝爾是奧巴馬時代“重返亞洲”戰略的構建者之一。他在這篇題為“不帶來災難的競爭，美國應該如何挑戰中國並與中國並存”的文章中說，儘管兩國之間存在著許多分歧，但雙方都需要做好準備，把另外一個國家當成主要大國來共存。
他說，美國必須謙遜下來，承認華盛頓的決策並不能決定北京長期的發展方向。他說，美國的戰略應該不以對中國軌蹟的假設為轉移，而是無論中國體制如何發展，這個戰略都可以持續。美國應該尋求實現一個類似於冷戰最終終結的狀態，並且有利於保護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穩定共存狀態。
坎貝爾說，這種共存將包括競爭和合作的要素，美國為競爭所做的努力，目標就是要確保這些有利條件。共存提供了保護美國利益和防止不可避免的緊張局勢轉變為直接對抗的最佳機會。
他特別強調說，共存並不意味著，美國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問題上結束競爭或投降。相反，共存意味著把競爭當作需要管理的一個條件而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坎貝爾提醒說，由於美國不再對中國採取接觸戰略，這可能意味著近期內美中之間會產生相當大的摩擦。
中國不會走向“崩潰”，遏制和新冷戰不是選擇
坎貝爾在文中解釋說，與中國進行新冷戰不應該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選擇。他說，與前蘇聯不同，今天的中國是美國“平起平坐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 ) ”，在經濟上更加強大，在外交上更加複雜，在意識形態上比蘇聯更具靈活性。與前蘇聯不同，中國與世界緊密融合，與美國經濟交織在一起。
他說，冷戰真的是一場關乎生存的鬥爭。美國此前的遏制戰略建立在前蘇聯有朝一日會在自身的壓力下崩潰的預言之上，正像美國製定遏制戰略的外交官喬治·凱南所宣稱的那樣，它包含了“自身腐爛的種子”。
但是，坎貝爾認為，這樣的預測並不是適用於當前的中國。他說，如果以中國最終崩潰為前提或是以此為目標制定新遏制政策是錯誤的。他說，儘管中國面臨著許多人口，經濟和環境方面的挑戰，但中國共產黨已經表現出非凡的適應環境的能力，雖然經常是殘酷的。與此同時，它的大規模監視和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在實現更有效的數字威權主義--使改革或革命所必需的集體行動難以想像，更不用說組織了。
坎貝爾說，中國可能會遇到嚴重的內部問題，但對崩潰的預期不能成為審慎戰略的基礎。即使中國崩潰，也可能是內部動力而非美國壓力的結果。
坎貝爾說，冷戰類比誇大了中國對美國所構成的存在威脅，並忽略北京與美國長期競爭所帶來的優勢。坎貝爾說，雖然亞洲熱點的衝突風險很嚴重，但它並不像歐洲冷戰時期那樣高，核升級的威脅也不大。在柏林和古巴之間發生的那種核邊緣政策在美中關係中沒有必然結果。中美之間的競爭也沒有使世界陷入代理戰爭，也沒有創造出意識形態一致的國家準備武裝鬥爭的競爭集團。
中國是更具挑戰性的對手
但是，坎貝爾說，儘管中國的危險性降低，但中國代表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競爭對手。
在上個世紀，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美國對手都沒有達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60％。中國在2014年超過了這個門檻； 按購買力計算，其GDP已經比美國高出25％。中國在一些經濟領域，中國是新興全球領導者，其經濟比蘇聯更加多樣化，靈活和復雜。
他說，北京也更擅長將其國家的經濟能力轉變為戰略影響力。前蘇聯受到封閉經濟的束縛，但中國已經接受全球化，成為世界三分之二以上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美蘇衝突缺乏經濟、民間和技術聯繫，而這些聯繫決定了中國與美國和更廣闊世界的關係。
坎貝爾說，作為全球經濟參與者，中國對美國盟友和夥伴的繁榮至關重要。中國學生和遊客遍布全球大學和城市;中國工廠將世界上許多先進技術變成現實。坎貝爾說，因為中國與世界這些深層的聯繫，你甚至難以確定哪些國家與美國保持一致，哪些國家與中國站在一起。他說，厄瓜多爾和埃塞俄比亞可能會向北京尋求投資或監控技術，但他們很難將這些購買視為有意識地離開美國的一部分。
他說，即使中國成為比蘇聯更強大的競爭對手，它也已成為美國的重要合作夥伴。美中在氣候變化以及其他許多跨國挑戰-- 經濟危機、核擴散、全球流行病等方面需要一定程度的共同努力。在冷戰時期，這種合作的必要性幾乎沒有。
美中在西太平洋可以共存，美軍在太平洋只需威懾能力
坎貝爾說，與冷戰時期美甦的全球性軍事競爭相比，華盛頓和北京的危險可能僅限於印度-太平洋地區，而美中在西太平洋不是不可以共存的。
他說，雖然美中都不希望發生衝突，印太地區四個潛在的熱點：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正在加劇，因為美中都投入了進攻能力，加強了彼此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並且在距離更近的地方開展行動。華盛頓擔心中國試圖將美國軍隊趕出西太平洋，北京擔心美國正在試圖將其排除在外。
坎貝爾說，雖然中國對美國飛機和海軍艦艇的騷擾，輕微事件有可能升級為重大軍事對抗，中國人民解放軍前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警告說，任何此類事件“都可能引發戰爭”。但兩國軍隊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共存不應被視為不可能。
他說，鑑於到中國武器的可及範圍，美國必須接受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難以恢復的現實，並集中精力阻止中國干涉其行動自由以及實際脅迫美國盟國和夥伴。北京將不得不接受美國將繼續作為該地區的常駐國家，擁有重要的軍事存在，主要水道的海軍行動以及聯盟和夥伴關係網絡。
不過，坎貝爾認為，台灣和南中國海可能會對這種整體方法構成最重大的挑戰。在任何一種情況下，軍事挑釁或誤解都可能輕易引發更大的大火，造成破壞性後果。
在台灣問題上，坎貝爾認為，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可能是最好的戰略。在南中國海上，坎貝爾說，北京認識到對航行自由的威脅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破壞性後果。
坎貝爾說，為了實現這種共存，華盛頓需要加強美中危機管理和自身的威懾能力。即使是冷戰對手，美國和蘇聯也齊心協力，以減少意外碰撞升級為核戰爭的風險。他們建立了軍事熱線，制定了行為準則，並簽署了軍備控制協議。在空間和網絡空間等潛在衝突的新領域增加了升級風險的時候，美國和中國缺乏管理危機的類似工具。
另外，在每個領域，這兩個國家都需要至少與美蘇海上事故協議一樣正式和詳細的協議，該協議是1972年制定的一套旨在避免海上誤解的具體規則。美國和中國還需要更多的溝通渠道和機制來避免衝突--特別是在南中國海--允許雙方在事件中迅速澄清對方的意圖。雙邊軍事關係不應再受制於政治分歧，雙方高級軍事官員應進行更頻繁和實質性的討論，以建立個人關係以及對雙方行動的理解。
坎貝爾說，美國在這一領域的有效戰略不僅需要降低無意衝突的風險，還需要阻止故意衝突，不允許北京利用武力威脅在領土爭端中追求既成事實。
坎貝爾認為，要管理這樣的風險，美國甚至並不需要在印太地區擁有軍事主導地位。為了確保美軍在印太地區的威懾，美國不需要昂貴的航空母艦，可以像中國學習，發展不對稱的製衡能力。他說，正如中國依賴相對便宜的反艦巡航和彈道導彈一樣，美國也應該擁抱遠程無人艦載戰鬥機、無人水下航行器、導彈潛艇和高速打擊武器。
他說，所有這些武器都可以保護美國和盟國的利益，即便它們削弱了中國對其進攻行動將取得成功的信心，並降低了碰撞和誤判的風險。另外，坎貝爾認為，美國也應該將其部分軍事存在分散到東南亞和印度洋，在必要時利用准入協議而不是在建立永久基地。這將使一些美國軍力跳出中國的精確打擊圈，保留其迅速解決危機的能力。
美中在經濟上建立互惠
坎貝爾說，中國將地緣經濟視為競爭的主要舞台。中國著眼於未來，在新興產業和技術上投入了大量資金，這些領域包括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先進製造和生物技術。中國在這些領域尋求支配地位，並拒絕給予西方公司的互惠待遇。
坎貝爾建議，華盛頓應該與與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建立統一戰線，以幫助建立互惠，例如，華盛頓應該與盟友和夥伴合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目前沒有解決的問題制定一套新的標準，這些標準可以涵蓋國有企業到自主創新政策再到數字貿易等。
他認為，與中國經濟競爭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美國的國內政策。他說，華盛頓必須大幅增加基礎科學研究的資金，並投資於清潔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和計算能力。與此同時，聯邦政府應擴大對各級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並應採取繼續提高美國人口和技能優勢的移民政策。
意識形態上： 專注提升民主價值觀，而不是反中國
坎貝爾說，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應該專注提升民主價值觀，而不是反中國。
他說，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和技術競爭表明正在表現出一種新的模式競賽。他說，即使中國沒有明確尋求出口其製度，中國也可能最終提出比蘇聯更強烈的意識形態挑戰。如果國際秩序反映其最強大的國家，那麼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地位將會對專制制度產生影響。中國與專制資本主義和數字監視的融合可能比馬克思主義更具持久性和吸引力，它對獨裁者和民主反擊者的支持將挑戰美國的價值觀，並為其自身的惡劣行為提供中國掩護，包括在中國西北拘留超過一百萬的維吾爾族人。
坎貝爾認為，民主政府更有可能與美國的價值觀保持一致，追求良好的治理，善待人民，尊重其他開放的社會，所有這些往往使他們更加值得信賴和透明，反過來又成為更好的經濟和安全夥伴。華盛頓可以通過專注於提升民主價值觀的吸引力而不是在美中競爭的背景下得分來最好地在政治領域建立與中國共存的有利條件。
隨著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存在增長，美國應該避免在冷戰期間過於普遍的做法：只看到第三國與競爭對手政府的關係。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例如在拉丁美洲援引門羅主義，並在非洲發表主要是反對中國的講話， 回應了這種古老的做法。
他說，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在實踐中應用這一原則的最明顯機會。美國及其合作夥伴不應該在每個港口、橋樑和鐵路線的每一個轉折點上與中國作鬥爭，而應該向各國做出有關高質量、高標準投資的最佳投資，這些投資將最有利於進步。
他說，美國及其夥伴支持投資不是因為反對中國，而是因為支持增長，支持可持續發展和支持自由，從長遠來看會更加有效， 特別是因為中國的國家主導投資在各國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問題之後，這些問題包括，成本超支、無投標合同、腐敗、環境惡化和惡劣的工作條件。
有鑑於此，民主的最佳防禦是強調對善政至關重要的價值觀，特別是透明度和問責制，並支持民間社會，獨立媒體和信息的自由流動。這些措施共同降低了民主倒退的風險，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生活，降低了中國人的影響力。這一行動方針將要求美國及其盟國和合作夥伴注入多邊資金，為各國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
坎貝爾強調說，與中國的共存不能阻止美國反對中國對其本國公民的惡劣和不人道待遇以及任意拘留外國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西方對北京對維吾爾人的拘禁的相對沉默留下了道德玷污，因此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動員國際壓力，要求中立的第三方接觸被拘留者等。
先競爭後合作，團結盟友
坎貝爾說，雖然美中關係變得更具競爭力，但是美中之間在很多跨國問題上的合作也非常必要。
他表示，美國要確保兩國在這種跨國挑戰上的合作不是一方的讓步，而是基於兩國的基本需求。他說，一直以來，在處理與中國的合作與競爭的關係時， 美國傾向於把合作放在第一位，把競爭放在第二位。而中國的做法是競爭第一，合作第二，在很多時候，在戰略領域，甚至明確或是暗示用合作來得到美國的讓步。
坎貝爾建議，在未來的合作中，美國應該避免一味地追求合作，使其變成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在與中國的關係中國，競爭可能反而會換取北京的更有效的合作。
他說，在北京許多官員的零和遊戲思維中，美國的力量和決心對他們非常重要。他說，鑑於這種敏感性，未來在與北京的關係中，華盛頓應該展示出堅定，甚至加大中國的成本，這樣反而能找到共同的事業。
他說，最好的方法是先競爭，後提出合作。拒絕就中國在國際挑戰上的幫助與美國的讓步聯繫起來的任何談判。
坎貝爾在文章的最後說，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必須超越美中兩國的關係。美國應該利用自己最大的優勢--盟友和合作夥伴。美國與盟友及其夥伴的聯合力量將影響中國在所有領域的選擇。
坎貝爾說，這是特朗普政府應該記住的一個教訓。特朗普政府沒有利用這些持久的優勢，而是疏遠了美國的許多傳統朋友-- 關稅、對軍事基地的支付要求等- 以及放棄或破壞關鍵機構和協議。
他說，從聯合國、世界銀行、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許多國際組織都是美國幫助設計和領導的機構，並已在航行自由、透明度、爭議解決等問題上建立了廣泛接受的規則。退出這些機構為美國提供短期的餘地和靈活性，代價是美國長期的影響力，並使得北京重塑規範，擴大自己在這些組織內的影響力。
坎貝爾說，美國需要重新審視這些聯盟，把它們視為資產，而不是需要削減的成本。在任何條件下與中國建立共存關係都將是一項挑戰，但如果沒有幫助，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說，如果美國要加強威懾力量，建立一個更公平，更互惠的貿易體系，捍衛普世價值觀，解決全球性挑戰，那根本就不能單打獨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