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經歷了“佔領行動”和“反送中浪潮”等大規模社會運動。親北京人士把香港的政治動盪和社會矛盾歸咎於港府無視“去殖民化”。港版國安法生效以來，接連有人提出要扭轉舊有價值觀，邁向 “二次回歸”。有評論卻認為這是本末倒置。
10月1日中國國慶對於香港的親北京組織來說是走上街頭表達訴求的好機會。多個所謂“愛國團體”到政府總部請願，其中一個訴求是把位於港島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改名。有人更手持中國國旗，並踐踏英國已故維多利亞女王的圖像。
親北京團體提倡為維園改名
親北京團體“同心護港”表示，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已20多年，但是香港人每逢國家有什麼大慶典，都不知道去哪裡慶祝。他們促請行政長官把維園改名，讓他們可以歡慶回歸紀念日和國慶，也可以悼念“七七事變”和“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
另外一個團體“愛港大聯盟”的召集人張凱誼對美國之音表示，為維園改名有助於香港“去殖民化”。
張凱誼說：“我希望政府能建設一個‘中央人民公園’。黑暴（反送中浪潮）過後，人心有待完全回歸。希望能透過為公園改名，改變一些人的殖民思想。”
主要由商界人士組成的“紫荊黨”近日在內部刊物發文，認為“去殖民化”是港府不可迴避的議題。 “紫荊黨”認為，回歸後港府的政策思維未能擺脫英國殖民時期的影子，漠視國家利益和發展方略，存在系統性的“殖民主義殘餘”，須對這些舊有的觀念加以修正，並譴責香港管治階層“戴上了殖民主義的面具”，“只懂墨守成規”。
文章以聞名國際的香港郊野公園為例，認為英國人在回歸前大面積規劃郊野公園，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確保香港的淡水供應，防止大陸因中英關係惡化而斷水。
親北京人士張凱誼對這些觀點表示認同。他說：“紫荊黨的言論，我認為是正確的。香港有很多公園面積廣大，但是政府沒有把這些土地用來建房子。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一個大難題。我不知道政府是否想保住地產商。這些土地就算不用來建房子，也可以作為其他有意義的用途，譬如興建一座中國文化博物館。”
在採訪過程中，張凱誼一再強調香港是中國的土地，不該殘留殖民管治的影子。
張凱誼說：“回歸這些年來，特區政府還是很尊重英國的各方面，可是另一方面，英國有沒有尊重我們中國呢？有沒有尊重過特區呢？其實現在香港每寸土地都是屬於中國的，逐步改變也不會有問題。當年港英政府的確對香港有一定貢獻，但是現在已經回歸了。香港必須回到祖國懷抱，必須尊重自己的國家。”
北京試圖測試港人反應？
出於安全考量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各方面正不斷改變，為維園改名只是冰山一角。
“范女士”說：“所謂的改名是一些小動作，目的似乎是進一步收緊香港人的空間。早前不管是法制，或者政治等領域已做了很多工作。現在看來是想滲入到生活的層面，讓大家覺得香港已回歸中國，不要再眷戀過去的殖民年代。”
她說，維多利亞公園對於香港人有重要像徵意義，改名等同強迫港人放棄以往的價值觀。
“范女士”說：“過去很多集會，包括六四燭光晚會，都在維多利亞公園這裡進行，很多遊行示威都是首先在維園集合才出發。現在遊行集會已基本在香港消失，如果再配合改名的話，遊戲規則將徹底改變，與社會運動的聯繫也會完全切斷。”
中國國慶日親北京組織的這些請願行動並未引起香港人強烈反響。 “范女士”說，雖然親北京組織的這些請願活動並不起眼，但公眾不應保持沉默，
“范女士”說：“可能‘劇本’已經寫好。就是說，先由‘組織’提出建議，觀察市民的反應，如果社會沒有出現強烈反響就會再進一步，下一步可能是讓政界人士或立法會議員開口，讓事情合理化。”
香港時事評論員梁啟智注意到，今年以來，同類的請願行動有所增加。他說：“這些地方當初改這些名字並不是為了打壓香港人。香港社會大多數人也不會覺得這些名字很礙眼。親北京組織的訴求與社會形勢存在距離。當我聽見有人要去改動維園的名字時，我的感覺是，似乎有些組織想表達對北京效忠。2021年香港選舉制度改變的確對這種行動產生了誘因。”
梁啟智說，香港主權回歸的最初十多年，香港人對於中國人身份認同程度很高。從2008年開始卻逐步走下坡。這足以引起反思。
梁啟智說：“從1997到2008年並沒有團體站出來說要改街道名字，或者在文化上要撥亂反正，卻也可以達到效果，反而2008年之後，香港對中國的身份認同急速下降。究竟原因何在呢? 把街道名稱與身份認同掛鉤，至少根據過去20年的數據，我看不到兩者之間有任何联系。”
“去殖民化”有利於“二次回歸”？
親北京人士一直把香港的社會矛盾以及對中國大陸的排斥與“殖民思想”殘留掛鉤。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尹德勝七月撰文表示，最近20年，香港的產業結構未能升級轉型，而積藏於內部的各種矛盾和利益集團的紛爭陸續浮現，社會失衡嚴重，外部勢力則乘勢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弱化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
尹德勝以專業人士，包括法律界和醫療界為例，指出他們大部分以跟隨大英帝國的傳統法制及學制為上，鄙視中國大陸的制度和的成就，認為香港中青代大都全盤接受殖民統治種下的價值觀，盲目追隨歐美主流思想及生活方式，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認識，對中國民族國家情感一片空白。
尹德勝把這種心態，歸咎於九七回歸後施政者缺乏“去殖民化”的政治洞悉，間接縱容了外部勢力長期進行“去中國化”的工作，才落得國土回歸而人心未回歸的境地。
自2021年7月港版國安法實施，“二次回歸”成為不少親北京人士的口頭禪。
2020年6月，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接受中國大陸媒體專訪時表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首要作用是止暴制亂，希望立法能起到香港“二次回歸”的作用，進一步糾正香港一些人的錯誤價值觀，讓他們認識到香港人是中國人。
一個月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一個論壇表示，“二次回歸”中的“人心回歸”是重中之重，但香港不少青少年都沒有國家意識，反映國家安全教育仍有不足。
親北京團體“同心護港”發言人曹達明向美國之音表示，港府在主權歸還中國後仍然沿襲殖民管治時期的模式是為了穩定人心，但時移勢易，港府不能再眷戀過去。 ”
曹達明說：“當年回歸初期人心很徬徨。必須穩定人心，但是20多年來，反中亂港（分子）不斷變本加厲。面對將來，我們必須看得更遠，爭取全面回歸。”
梁啟智：“去殖民化”本末倒置
時事評論員梁啟智則批評親北京人士對“去殖民化”的理解是本末倒置。
梁啟智說：“所謂‘去殖民化’這個說法有些奇怪。殖民主義其中一個重點是管治者和原居者的不平等關係。‘去殖民化’的重點應該是把這些遺留下來的制度，譬如限制人權的惡法，全部掃除。港英時期留下了一些法規方便殖民管治，所謂‘去殖民化’其實應該修改這些法例，從而使香港社會更‘由下而上’更民主。”
1967年，香港爆發“六七暴動”。當年香港左派組織趁著“文革”在中國如火如荼，引入“文革”鬥爭手段，發動“反殖民管治愛國鬥爭”。梁啟智說，“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嘗試確保香港穩定，這當中的確有政治考慮，但是否僅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到了今天就要去反對呢？
梁啟智說：“公共房屋就是一個例子。這是當年港英政府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採取的措施之一，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障和勞工法例等。這些措施到底是好是壞，該保留還是該放棄，不能純粹以港英政府當初制定有關政策時有沒有政治考量作為考慮因素。我們必須問的是，它是否符合今天香港社會的利益。這也引申出另一問題：我們如何尋找今天香港社會的利益是什麼？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否容許我們諮詢香港人，讓香港人透過參與回答這個問題。”
鄰近香港的澳門一直被北京視為“一國兩制”的典範，但是當地街道和古蹟仍然沿用澳葡政府遺留下來的名稱。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顯示如何讓民眾接受和信任政府才是“去殖民化”的重點。
余永逸說：“澳葡政府對於管治（好）澳門並沒有很大的決心，導致澳門居民失望和不滿，也期望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下可以重新發展澳門。事實上，回歸二十多年來，澳門政府的管治水平的確有所提升。這是‘一國兩制’在澳門取得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
余永逸認為，最近兩年港府的表現和澳門特區政府形成強烈對比。他說：“當年港英政府強調制訂政策是要與市民取得共識。這些諮詢並非門面的‘假諮詢’。政府必須回應社會對於政府政策的質疑。反觀現在港府沒有正視香港人和中國大陸價值觀不相同的情況。反修例風波之後，香港政府沒有能力掌控民意，制定政策時只好採取高壓或者由上而下的手段。”
余永逸說，雖然港府扭曲甚至改變港英政府的制度，卻無法建立一套更好的行政和政治架構，讓港人對政府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