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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派轉向劍指中國 日本將人權問題搬上選舉舞台


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2021年9月13日出席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記者會(路透社)
鴿派轉向劍指中國 日本將人權問題搬上選舉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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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黨總裁候選人岸田文雄在9月13日表示,若出任首相將新設處理香港、新疆等“人權問題”的首相輔佐官。日本專家分析日本政界對於中國人權議題逐漸重視的因素,與價值認同的未來發展趨勢。

西方影響人權意識升高 鴿派政治家轉向

9月13日上午,日本自民黨總裁候選人、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國會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若出任首相將在內閣新設處理“人權問題”的首相輔佐官。日媒時事通信報導,岸田文雄指出中國的威權主義正在蔓延,圍繞台灣穩定與香港、新疆之人權相關問題,日本將維護民主主義、法制、人權等普世價值。

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教授阿古智子(Tomoko Ako)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日本政界人士近年來日益關注國內對中國的輿論變化,重要的執政黨總裁選舉當然是候選人表態的重頭戲。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教授阿古智子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教授阿古智子

她說:“冠狀病毒的起源,香港、新疆的人權被鎮壓迫害,惡名昭彰的戰狼外交等作為,已經使得中國形像一再惡化,與中國友好的政策並不受民眾支持。對支持政界的產業界而言,思考企業與人權之間的關連性的這種傾向也逐漸普及,消費者和投資者評估企業對人權的重視度的眼光也越來越敏銳。對於歧視外國人的行為,社會上的批判聲浪愈來愈高,而且隨著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舉辦,大幅提升日本人對殘疾人士和LGBT等少數族群的重視,也就是對人權議題的重視大幅提升,自然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採取愈發嚴厲批判的態度。”

阿古智子表示,民主國家中的政界人士需要民眾支持,社會對中國踐踏人權的惡行的反感一定會左右參選人的政見。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反感,是讓外交政策相對溫和的岸田轉向更加“鷹派”立場的原因。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現代經營學部教授櫻田淳(Jun Sakurada)認為,岸田文雄這次的發言與其所屬的派係屬性有密切關係。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現代經營學部教授櫻田淳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現代經營學部教授櫻田淳

他對美國之音說:“其實岸田文雄最近發表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他的派系成員、以及與派系關係密切者的意見,並非岸田一個人的想法。以我的觀察,岸田提出新設一名負責人權事務的首相輔佐官,這個想法很可能跟其派系中的一名成員,前防衛大臣中谷元的意見有關。中谷元是國際組織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日方代表。當中國開始削弱香港的自由時,這個主要由西方國家議員組成的聯盟適時地表達了憂慮。這應該是岸田的對中政策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

櫻田淳教授指出,岸田文雄和中谷元同屬於稱為“宏池會”的政治派系,雖然以往與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最大派系“清和會”是不同路線,但正是宏池會這種穩健鴿派較能接受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他認為很有可能是中國近年來對於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壓制,刺激了宏池會在價值觀傾向的複蘇與思考,才會轉向對中國專制政權強硬的態度。

對中政策轉向並非最近

櫻田淳教授表示,日本政界與社會對中國的態度變得相當強硬,可能部分是源自於2010年開始發生的“反日示威活動”有關,在那之後讓日本執政者逐漸了解價值觀所反映到的作為差異。

他說:“2007年第一次上任的前首相安倍晉三選擇了中國為首次訪問國,但2012年重新掌權後,他對中國就顯得非常謹慎,由他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可見一斑。迄今為止,“自由開放的印太”也是這個防衛概念的延續。在先進國家中,日本是受到中國專制強權威脅最前線的國家,其次是美國,再來才是西歐國家。所以並不是日本對中態度最近才開始變化,其實以前也不好,只是現在歐美國家漸漸理解中國的專制強權背後的價值觀。

櫻田淳教授認為在各國人民中,日本人對中國的評價最為嚴格。過去十年的對中政策已經反映了這一事實。就對中關係而言,日本過去十年的價值觀和政策是一致的,只是因情勢緊張程度有執行上的程度差異。

日本與歐美的價值聯盟

櫻田淳教授表示,自明治時代以來,日本經歷了“邁向西歐”和“邁向亞洲”的兩次浪潮。日本外交的主流是“西化”潮流。從二戰前後幾年的吉田茂政權開始,這也已成為一種趨勢。不過,日本輿論中也有“亞洲化”的趨勢,以一種與政府主流趨勢保持相反的方式持續發展下去。

他說:“維護人權的理念,畢竟是“西化”思維的典範。因此,只要強調這一點,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只會是嚴厲的。40年來日本的對中政策體現了“暫時擱置人權,經濟利益優先”的邏輯,我不確定未來這樣的路線是否行得通。在我看來,這種邏輯延續下去的空間似乎愈來愈小了。日本已經是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成員,因此日本的對中關係不能獨立觀察,而應該發展為與美國和西歐國家“協調”的角色,那麼十年來對中國專制政權所造成的威脅由客觀防衛發展至人權等價值觀的批評,也是很自然的。”

櫻田淳教授指出,特別是2010年代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路線定位於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之大框架。

他說:“這個概念尋求的是“西方世界”國家的聯盟,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歐等適用此概念的國家的組織,具體政策是形成一個具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之共同價值觀的國家聯盟。組成目的並非要圍堵中國,而只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價值觀不同的國家”。

櫻田淳教授表示,價值觀的差異可以很容易地從日本與歐美的對中與對台態度差異看出來。他指出,每當日本有支持台灣提升國際地位的表現,歐美國家就紛紛正面響應,這反映了台灣已經被納入所謂的“西方世界”國家。從各種國際政治指標來看,中國和台灣在“自由度”的表現上,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狀況。因此日本特別擔心台灣的自由、民主被中國威脅時,日本是下一個受害者。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總體上反映了這種氛圍。

應對中國人權問題未見成果

有關應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實際成果,阿古智子教授認為,目前日本的情形差強人意。她表示,日本成立了針對中國在香港、新疆等地侵犯人權問題的超黨派議員聯盟,與岸田同派系的前防衛大臣中谷元是領導者之一,但效果不彰。

她說:“這個聯盟的目標是通過日本版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來對海外侵犯人權行為進行製裁。另外,國會關於人權問題的決議,首當其衝指向中國。然而國會的決議並沒有取得成果,因為日本還是在考慮與中國的經濟交流,造成目前日本在涉中人權問題上的反應大幅落後於國際。”

美國在2016年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授權美國政府對外國違反人權及顯著腐敗人士實施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禁止官員在美國的財產交易等製裁措施。隨後包括加拿大、法國、瑞典、歐盟等27國也陸續制定了類似法案,對於侵害人權者建構起全球製裁機制,是繼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後,落實世界人權保障最有效的方式。

阿古智子教授認為,其實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防止技術外流和控制出口非常重要,但日本各級政府機構之間的連結與合作並不理想,至今沒有規劃出具體政策。她表示,在世界局勢愈發緊張的情況下,日本也應該具體思考政治庇護和接受難民的問題,並做出國際貢獻,但現實是,日本政府的難民政策十分保守,所以一直未能闡明其立場。她指出,雖然政界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國人權議題的重要性,也有許多相關發言,但實際達成的效益實在很有限。因為日本社會一向講究維持穩定,所以很難因此反映到選票上,是造成政治家的說辭與行動有所落差的原因。

制定明確人權相關政策

阿古智子教授說:“可以肯定的是,面對中國的崛起,具有危機感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在各種平台上討論與呼籲日本應該拿出適合日本國情的獨特政策,對於人權議題的政策就是很重要的一環。隨著日本人口不可避免地日益減少,在國際社會中的相對經濟實力一定會減弱,現在是認真考慮日本應該針對哪幾個領域集中資源發揮優勢的時候了,應對中國人權問題這一項彰顯共同價值觀的領域應該盡快規劃與落實,讓人權相關的職位或組織超越象徵意義,有些實際作為。”

她表示,隨著美中衝突愈演愈烈,日本的立場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日美安全是民主國家應對中國威脅的重要關鍵。在考慮民主的理想形式時,日本需要確定自己在中國人權問題上扮演的角色與目的,再制訂政策並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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