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強宣傳力度，不僅增加中央與地方新聞發言人配置的數量，更提升新聞發言人的層級，希望以此把握話語權、贏得主導權，營造良好輿論環境。但是，批評人士認為，中國把新聞發言人作為宣傳平台的做法，在信息獲取渠道繁多的信息時代，要引導輿論的走向，只能是空談。
人數增加、級別提升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日前公佈了2021年中央與地方新聞發言人名錄，其中中央部門161位、地方101位，共計262位。與2020年相比，新聞發言人數增加14位。
今年的新聞發言人名錄，不僅數量增加，一些重要部門發言人的行政級別也首次“升格”。以中宣部（加掛國務院新聞辦牌子）為例，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主任徐麟“躍上”名單，是為數不多的新增正部級官員。名錄中的其他正部級官員還有，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肖培，統戰部副部長許又聲（新增），中央改革辦常務副主任穆虹（新增）等。
北京的前《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新聞發言人層級“升格”是個好事，級別越高，知道的東西越多，回答問題的質量也越高，但關鍵問題是，發言人的角色應該是真正回答民眾的疑問，而不能當作宣傳的平台。
他說：“民眾對於政府的很多政策、方向等等，有問題和疑問時，如果發言人每天都能蒐集到真正的問題，做出真正的解答，是個好事，層級越高越好。國務院總理、黨的總書記，天天面對人民的問題，那是最好不過的事兒了。問題是，回答的問題必須是真正的問題，而不是杜撰出來的問題。”
這位資深媒體人說，西方國家領導人經常與媒體互動，在記者會等場合回答熱點問題。他說，姑且不論特朗普在擔任美國總統時曾經多次在白宮的記者會上回答媒體關注的疫情大流行等方面的問題，就連被西方國家認為是獨裁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曾在網上直播中回答民眾關注的問題長達幾個小時。李大同認為，與特朗普和普京相比，中國領導人與媒體、網民的貼近度相差甚遠。
這次國新辦發言人陣容升格，被認為預示著中共將加強新聞工作的管控。去年10月30日，在中共中央建立新聞發布製度後的首場發布會上，徐麟曾經指出，建立中共中央新聞發布製度，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高黨的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製度安排和製度創新”。
現任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在過去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和國新辦主任時曾經強調，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於在輿論傳播中把握話語權、贏得主導權，為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專家：真正輿論引導是講真話
資深媒體人李大同認為，中國在不斷完善和推進新聞發言人制度，從過去“單向”的灌輸，轉變到“雙向”的互動，值得肯定。但是他表示，如果新聞發言人的宗旨只是要把握話語權、贏得主導權，而不面對真正的問題、說真話，那麼在當今信息獲取渠道如此廣泛的時代，要引導輿論的走向，只能是空談。
他說；“你以為大家不說話，就被你引導了嗎？沒有這回事兒嗎。真正的引導是信服你。你提供的信息是客觀、真實的，這才能引導。你傳達的信息，大家和實際生活對比後發現是假的，誰會信你的！你能主導什麼東西？什麼也主導不了。”
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最早始於1982年。第一位新聞發言人是時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 1983年2月，中共宣傳部、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聯合下發了“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同年3月1日，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被任命為第一任新聞發言人，並舉行首次新聞發布會。 1983年4月23日，中國記協首次向中外媒體介紹中央部門和團體新聞發言人，正式宣佈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新聞發言人的製度在不斷建設和發展。 2003年9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第一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開課。此後，國新辦和一些省市多次舉辦新聞發言人培訓班。
中國從2004年開始公佈新聞發言人名錄，至今已經連續17年。新聞發言人數也從首次公佈的75位增加到今年的262位。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說，中國新聞發言人隊伍越來越龐大，級別越來越高，表明中央對新聞發言人對外發言的內容越來越重視，是中共全盤對外宣傳的組成部分。
她說：“現在的發言人制度，實際上跟中共的大外宣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中共加強輿論管制，實際上也是控制整個中國的對外開放。”
中國還等多次舉辦新聞發言人論壇。 2018年，國新辦主辦、北大承辦的“2018中國新聞發言人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國新辦主任徐麟在會上表示，新聞發布要成為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溝通的重要橋樑，成為展示中國形象的重要窗口，應該做“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傳播主流的引導者”。
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發言中說，中國外交不僅要做，而且要說，不僅要做得漂亮，還要說得精彩。
講好中國故事，還是掩蓋事實真相
不過，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記者會上“戰狼式”的咄咄逼人的表現，非但沒有為中國“辯護”好，反而招致外界的批評。
資深媒體人高瑜說，中國當局說的“講好中國故事”，是在以表面上漂亮的詞彙，掩蓋事情的真相。
她說：“什麼講好中國故事，以及與外界交流呀。你看看他們都講的什麼故事，哪個是真實的？因此我認為，他們就是要求各個省市、部委，都要把好對外輿論的關口，不能夠出紕漏，不能夠洩露一些真實的消息。實際上，對外來講，全都要用新華體（以新華社通稿為準）。就是越來越嚴格了。”
一些觀察人士指出，中國當局，包括它的新聞發言人，掩蓋事實真相，傳播虛假信息，是有目共睹的。以去年大規模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為例。在2019年底疫情初發時，武漢醫生李文亮在微信朋友圈中發布武漢出現不明肺炎的消息。李文亮的做法，不僅沒有引起當局的重視，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反而被當地派出所傳喚並被“訓誡”。中國當局初期極力掩蓋新冠病毒人傳人的事實，最終導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
觀察人士還注意到，在剛剛過去的中國農曆新年前夕，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地武漢的菊花“賣斷貨了”。武漢人有大年初一為過去一年去世的親友“燒清香”、弔唁緬懷的習俗。但是，武漢官方媒體“湖北經視”卻說，這是武漢去年因疫情封城，人們無法在大年初一“燒清香”，今年都出來進行“報復性消費”。當地媒體在大肆報導武漢“疫後重生”的各種所謂的正能量新聞的同時，卻隻字不提疫情中罹難的成百上千的武漢人。
觀察人士說，中國各級當局，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經常是講假話，不講真話，報喜不報憂。即使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是對疫情避重就輕，對真實的死亡人數，閉口不談。武漢用於祭奠的菊花賣斷貨，再度引發外界對武漢新冠疫情確切死亡人數的質疑。
此外，資深媒體人高瑜還對中國增加新聞發言人數量提出質疑，認為這是機構臃腫，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其他什麼作用也起不了，老百姓“誰信你的話呀”。
